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

徐孟州、谭柏平：《论环境的社会控制与法律保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48页。

赔偿判决作为第三顺位的判决，一方面，赔偿判决和继续履行判决、补救判决是可以并用的，即在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作出赔偿判决，或者在作出补救判决的同时作出赔偿判决，另一方面，当确认协议有效但无履行可能性和现实性时，不能跨过补救判决而直接适用赔偿判决，而应优先适用补救判决。可见，长期以来，最高法院在对于行政协议的性质，从而其纠纷的解决机制上是存在分歧的。

[6] 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包含了两类要素，即行政性与合同性，司法审查面临的问题是法律规范体系的运用涉及公法与私法两个层面，即所谓的为获得相应便利而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行政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行政诉讼法》第78条规定的裁判方式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尤其是违法变更、解除协议的行为，可视为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由于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对于行政协议的行政相对人来讲，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行政机关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从而实现行政协议之目的。《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进入专题： 行政协议 司法审查 学术梳理 。有学者认为，《适用解释》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或许与欧洲被遗忘权最为相似的条款出现在2013年2月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中，因其第5.5.1条规定：当个人信息主体有正当理由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及时删除个人信息。

以及通过场景化的技术手段来保护隐私。[45] 在被遗忘权只有部分国家承认而互联网全球互联的今天，被遗忘权所要达到被遗忘的效果更是难以实现。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个人在公共场合失言，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某些信息时，个人就应当为此承担伴随的风险，个人没有理由要求公众遗忘此类个人信息。2015年，在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中，当事人除了主张百度公司侵犯其姓名权、名誉权之外，还主张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一般人格权中被遗忘的权利。

另一方面，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认为，冈萨雷斯要求Google删除相关个人信息链接的要求是合理的，当确定和传播数据会威胁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以及广义上的人的尊严时，数据保护局有权要求撤回此类数据以及要求搜索引擎的经营者禁止对此类数据的访问。正是在这本书中，舍恩伯格论证了信息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记忆问题，提出了遗忘机制的正面作用与删除信息的必要性。

[65]同前注[4]，杨立新、韩煦文，第24页。具体来说，被遗忘权只能建立在规制信息合理流通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个人对于信息的控制权或自主决定权基础之上。而从这种视角来看被遗忘权，就会发现被遗忘权的确与言论自由存在紧张或冲突，因为被遗忘权所要行使的并不是个体要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的权利，而是要行使对已进入公共空间的个人信息进行控制的权利。再次，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所提出的技术上不可行的论点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合理期待 2014年，欧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确立了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认定公民个体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权要求网站删除其网上的个人信息。我国法律实践对于被遗忘权的态度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70]在该案中，原告任甲玉认为，他已经和之前工作的企业结束关系，其之前的经历不应当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应当被网络用户所遗忘。[15] 欧盟法院在西班牙谷歌案中的判决第一次在法律效力上确立了公民或数据主体的被遗忘权或擦除权。

在第二种场景中，个人的被遗忘权应当基本受到否定，除非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在评论被遗忘权在美国的适用时，小波斯纳（Eric Posner）指出，虽然美国从整体上信奉言论自由的文化，但美国其实早已拥抱被遗忘权，法律早已在第一修正案和隐私权之间保持平衡。

五、结语与启示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的记忆机制，使得信息的遗忘成为了一个难题。2008年，该报纸的网络版也开始在互联网上提供。

在请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形中，存在个人请求删除自己所发个人信息、个人请求删除他人转发自己所发的个人信息、个人删除他人所发个人信息的三种场景。[9]其次，欧盟法院认为Google属于数据控制者的范畴，因为《95指令》将数据控制者定义为确定处理个人数据目的与方式的实体[10]，再次，欧盟法院认为，谷歌对于个人数据的处理属于此类处理个人数据的范围，因为《95指令》指令将处理个人数据定义为任何对个人数据进行的操作，例如收集（collection）、记录（recording）、组织（organization）、储存（storage）、调整（adaptation）或变更（alteration）、检索（retrieval）、咨询（consultation）、使用（use）、通过传输、传播或其他方式进行公开（disclosure by transmission, dissemination or otherwise making available）、调整或组合（alignment or combination）、屏蔽（blocking）、擦除或损坏（erasure or destruction）。[14]从这些条款中可以得出结论，当搜索引擎对于个人的数据保护和隐私基本权利存在偏见时，这些权利优先于搜索引擎的利益和一般的信息自由利益。而由于管辖的原因，未确立被遗忘权的国家则更是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传播。例如，对于搜索引擎的性质，支持者和反对者有不同的看法。[61]参见薛亚君：《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4期，第61-64页。

再次，有的反对者也从企业责任的角度对被遗忘权提出了批评。[47]对于这一点，身处欧洲但却和欧盟保持距离的英国曾经指出，欧盟所承认的被遗忘权在技术上违背了信息的特征。

[32] （二）反对理由 在分析了被遗忘权的支持理由后，我们再来看被遗忘权反对者所提供的理由。[4]参见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第24-34页。

小波斯纳指出，在网络问题上，至少没有理由在美国预先排除被遗忘权，或者认为这种权利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条款相冲突。[41]反对者指出，法律制定者所看到的世界和当今技术运作的世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42]，法律制定者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设定一项被遗忘权就可以擦除个人信息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则完全不可能实现此种目标。

[25] 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三点理由来自于权利理论。[62]有的认为，被遗忘权是调整网络用户与网络公司力量悬殊的重要砝码，被遗忘权是为了消弭网络时代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的不平等而设定的。[2]201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周学东等其他45位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第18条中，该草案规定了信息删除权：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出现时，个人信息权人得以请求信息处理主体无条件删除其个人信息。而在本案中，任甲玉在本案中主张的被遗忘（删除）信息的利益不具有正当性和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不应成为侵权保护的正当法益，其主张该利益受到一般人格权中所谓被遗忘权保护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Google设立了四个审查要素，以确定是否应当将个人申请的某些信息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一）支持理由 我们先来看这一权利的支持理由。

为了使得这次拍卖更具有公开性……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投标人[6]，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依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Spanish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的指令刊登了拍卖的声明。例如斯坦福大学网络与社会中心平台责任的主管达芙妮·凯勒（Daphne Keller）认为，被遗忘权与美国言论自由不相符，因为即使信息是真实的而且不会导致伤害，被遗忘权也会要求删除信息。

[71]同前注[2]，任甲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而对于进入公共空间的个人信息，只有此类个人信息违反社会的一般性预期，或者有碍特定场景中信息的合理流通，此时才能赋予个人以被遗忘权。

[71] 分析我国学界对被遗忘权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探讨基本延续了西方学者的讨论框架。换句话说，被遗忘权所要干涉的是公共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与信息流通，而不仅仅是行使一种不涉及他人的个体权利。[62]参见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之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第67-73页。[29]毕竟，如果法律赋予了公民以对个人信息以访问权、更正权等控制自身信息的权利，那为何不能赋予给公民以被遗忘权的权利？[30]事实上，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我们看到被遗忘权正是被放在数据主体的权利这一章赋予了公民个体一系列权利[31]，对数据收集者或控制者施加了一系列的责任。

从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发现我国法律体系对被遗忘权的界定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一旦信息合法地进入公共领域，就不可能强行将其移除，而且也不太可能采取措施防止其扩散。

[50]对于Google总法律顾问将自己称为卡片目录的说法，有的评论者回应，这种说法其实遮蔽了Google的实质，Google早已经不再是卡片目录了。[34]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的达威德·斯胡（Dawinder Sidhu）教授指出，美国不需要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和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利益相冲突。

因为被遗忘权恰巧是建立在对个体的赋权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言论自由仅仅是一种个人权利，那赋予个人对自身言论更多的控制，岂不是更为正当和合理？正如欧盟委员会在回应言论自由的批评时所说：被遗忘权所要确保的是人民自身——而不是算法——决定何种关于他们的信息在搜索引擎上是可获取的……它所要确保的是公民可以控制自身的个人数据。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Google等搜索引擎是欧盟法上所定义的数据控制者，或者说Google等搜索引擎应当受到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约束。